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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在谈论基因编辑，到底在谈论什么？
先强调一个事实：基因编辑不是转基因。基因编辑的技术重点是修饰自身基因，不用引入外源基因。当然需要的话，也可以引入新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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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因编辑是国际生物育种竞争的制高点，其产业化也是大势所趋。我国基因编辑动物领域已积累了大量科研成果，但在产业化推进上一直慎之又慎。
在此前提之下，我们抛开评价基因编辑“好不好”，而是试图从监管层面出发，探讨什么样的政策能帮助基因编辑顺利、安全实现产业化。
近年来，各国基因编辑动物的成果不断涌现，但技术“热”与监管“冷”形成鲜明对比。一个容易被忽视的细节是：即便在国外媒体中，“基因编辑”与“转基因”的概念仍常被混淆。狭义上，当前主流基因编辑食品多为无外源基因插入类型，与涉及重组DNA的转基因食品存在本质差异，这也成为监管争议的核心——是否将二者等同对待？
笼统而言，目前各国监管政策大致分为两个方向：要么将基因编辑食品归入普通食品，要么套用转基因食品的严格标准。更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多国监管法案涵盖动植物，但实际落地重心仍偏向植物作物。在基因编辑动物应用领域，全球态度始终保持谨慎。2018年，美国联合12国发布声明反对对基因编辑产品不合理区分，但现实却是：美国转基因三文鱼折戟市场、阿根廷基因编辑罗非鱼仅存监管绿色通道案例、日本基因编辑水产品遭遇民间团体反对。
上市即倒闭、消费者抗议的现实，折射出全球基因编辑动物食品从实验室到餐桌的困局——当科学突破撞上市场高墙，当技术遭遇监管分歧，各国陷入“管得太严怕错过机遇，放得太松恐引发风险”的两难抉择。技术突破或许只需几年，而构建“科学监管-市场接受-产业落地”的完整链条，可能需要更长时间。
矛盾：
要么普通食品，要么转基因？
目前各国监管政策大致形成两种态势：要么将经过审批的无外源基因插入的基因编辑食品归入普通食品，采取轻量级监管；要么直接套用转基因食品的严格标准，实施全面审查。
在宽松监管阵营，美国、日本、阿根廷等国选择将无外源基因的基因编辑食品与普通食品等同对待。
美国作为基因改良动物审批的先行者，2015年便批准全球首例转基因三文鱼（Aqu Advantage鲑鱼）上市，却对基因编辑食品采取“标签豁免”政策——消费者无法通过标签识别未引入外源基因的基因编辑动物产品。
日本则凭宽松监管成为全球批准基因编辑动物食品最多的国家：2019年起，未引入外源基因的编辑产物仅需备案即可上市，甚至无需强制标注。宽松的背后，是日本水产养殖业面对资源约束与疾病威胁的现实焦虑——当传统育种难以突破瓶颈，基因编辑被视作振兴产业的新抓手。
阿根廷虽早在2015年就将无外源DNA的基因编辑生物归为常规动植物监管，2019年更宣称开发出”全球首个消费级基因编辑动物”——鱼片产量提升70%的罗非鱼，但截至目前仍无真正上市案例，仅存监管绿色通道。
日本经过基因编辑的鲷鱼，体型和成长速度都比普通鱼的提升不少。
欧盟、中国、新西兰等严格监管阵营，则选择将基因编辑与转基因实质等同。
欧盟作为全球最保守的监管区，2018年欧洲法院裁定基因编辑植物需按转基因标准监管，引发科学界争议。但在2024年，又以47票赞成、31票反对、4票弃权，投票赞成对新基因组技术(NGT)植物进行循证监管，被认为是给以后的基因编辑提案铺平了道路。
新西兰曾以最严苛基因技术监管著称，去年才宣布计划2025年底取消相关禁令。中国依据2001年《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条例》，将基因编辑纳入转基因监管体系，但在研发端已储备多项技术成果，相关部门正加速调研，为产业化铺路。以加拿大、英国、韩国为代表的中立阵营，正试图在两种态度中寻找平衡。
加拿大虽曾批准美国转基因三文鱼上市，却对基因编辑动物保持“条件性宽松”：若编辑性状与天然突变一致（如光滑毛牛），则无需全面审批；但若涉及全新性状（如抗病能力），仍需按新物种评估安全。
英国脱欧后推动基因编辑立法改革，将无外源片段的编辑生物（含脊椎动物）移出转基因范畴，但明确要求建立公开登记制度，并以“动物福利许可”为商业化前提。韩国虽仍将基因编辑生物视为转基因管理，却已启动立法调整，不过受限于转基因食品强制标签制度，若无新规豁免，基因编辑动物食品上市仍需标注。
总体而言，全球都在积极推动基因编辑动物简化的监管政策，为产业化铺路。更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多国监管法案涵盖动植物，但实际落地重心仍偏向植物作物。在基因编辑动物应用领域，全球态度始终保持谨慎。
争议：
通过上市就代表民众接受了？
随着基因编辑技术的不断进步，各国监管法规也在不断发展变化，但伦理争议始终如影随形。公众对基因编辑的态度呈现鲜明的“实用主义”——对于用于疾病防治的，大多持积极态度；但对于涉及到“非医疗用途”，如涉及食品安全、伦理讨论的，观点则更加多元和激烈。
在邻国日本，消费者往往能轻易地接触到转基因或基因编辑农产品。2025年4月28日，该国又新增批准1项基因编辑罗非鱼上市销售。但是，来自日本大众媒体的市场教育，与来自民间的争议也长期存在。
2019年日本当局决定“基因组编辑食品不需要监管”之后，2020年马上出现了农民、学者发起的“OK种子”运动——虽然政府认为基因编辑食品不需要贴上标签，但农民反过来可以在未经编辑的本地物种上贴“OK种子”标志以示区分。
我国是世界范围内较早开展基因编辑技术研究的国家之一，但到目前为止，产业化进程依然停留在讨论与倡议阶段。2020年成功实现国际首个水产养殖鱼类基因编辑育种的新品系黄颡鱼课题组负责人——中国水产科学院珠江水产研究所李凯彬也对记者坦言，公众接受程度是产业化面临的最大挑战。
即使是在拥有全球首例上市转基因三文鱼的美国，情况也是如此。美联社发布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由于此前转基因、基因编辑等概念混淆，约51%的美国人对基因编辑技术作为“新型转基因食品”仍存在疑虑，超过75%的受访者希望食品标签上能明确标注“是否经基因编辑”，以满足消费知情权。
市场选择的结果可能更加证明了消费者的焦虑。美国花了20年时间才批准了一种转基因三文鱼，公司Aqua Bounty在产品上市之后却一直处于亏损状态，到2024年12月宣布彻底关停养殖业务，并大幅裁减员工。直到今年5月，美国才重新批准对某种呼吸道病毒免疫的猪进入食品链。
转基因三文鱼（后）与同龄普通三文鱼（前）
呼吁：
公众应拥有知情与选择权
据预测，2027年全球基因编辑市场规模将达157.9亿美元，其中农业应用（含动植物育种）占比可观。数据既勾勒出诱人的技术前景，也放大了监管滞后的隐忧。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曹晓风院士早在2023年全国两会上便呼吁：亟需出台合理监管政策，在释放基因编辑动物育种潜力的同时，守牢食用安全与环境风险底线。
对于科学家来说，基因编辑技术无疑是划时代的。通过精确修改鱼类的基因组，允许直接改变遗传特征，并可短时间内引入有益的遗传变化，极大地缩短传统育种所需的周期。传统育种可能需要几十年才能实现某些遗传改良，而基因编辑则能在一代鱼中就完成这一过程。
对于国家来说，基因编辑技术是“端牢饭碗”的重要抓手。从全球各国的监管趋势可以看出，多数国家倾向对“无外源基因插入”的基因编辑食品放宽监管，但安全退出机制和标识要求仍是核心。
泰国的做法或许更有借鉴价值。今年3月5日，泰国渔业局颁布实施《使用基因编辑技术开发水生动物的认证标准与程序》，首次将监管范围延伸至水产养殖。法规正是明确认证范围限定为仅通过基因编辑技术修饰内源基因、未引入外源DNA的水生动物新品种，并设置了一旦发现认证品种出现非预期性状表达、养殖环境风险超标或申报信息存在虚假陈述等情况就撤销认证的机制。
不久前，我国水产行业头部企业海大集团重金5000万以独占方式获得华中农业大学“无肌间刺草鱼技术”20年的使用权，被业内人士视为吹响我国基因编辑产业化前哨；近日，桂建芳、包振民、陈松林三位院士提出“十五五”时期水产种业发展建议时，都对推动基因编辑水产养殖动物的研发和产业化应用提出了宝贵建议。
不久的未来，基因编辑技术终将突破产业化障碍，从实验室走向市场。但在前沿技术和公众认知提升的同时，我们依然呼吁更加透明而科学的监管政策——科学家可以对生物进行基因改造，而大众也应该拥有选择消费或不消费的权力。
最后做个小调查：你会选择消费基因编辑过的食品吗？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采写：南方农村报记者 黄旭君、周亦可股票交易的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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